李涯原为沈醉徒弟，梅姐身份是督军之女，双手竟能熟练使用盒子枪！
1942年初秋，湘西临澧山谷里骤雨乍歇，泥地冒着热气。简陋操场上，三十来名年轻人一字排开，手里的驳壳枪仍旧冒烟。教官沈醉冷着脸踱步，偶尔弯腰捡起弹壳，用拇指轻轻弹去泥点。一名学员稍显迟疑，被他喝住：“先生，这一枪距离太近。”学员低声辩解，他抬手示意重来，“规矩不能改。”“明白。”枪声再起，山谷里回荡着闷响，也埋下了无数命运的伏笔。
这处特训班是戴笠亲手圈定，课程安排得像钟表一样紧凑：破译、爆破、潜行、射击，一日三练，间或有人永远倒在沙坑。理论课则由主讲，他以数学家般的冷静讲解密码推演，又以老行伍的口吻点评国际局势。学员们怕沈醉的拳脚，却敬那位“吴指导”的头脑，两人一文一武撑起了这支隐秘队伍。
能够留到最后的人，往往并非枪法最准，而是扛得住夜半突袭、能在规章和人情之间自如游走的那一类。李涯便是其中的异数。身手平常，心思却活络，谈吐里总带几分书卷气。沈醉看中他的警觉，吴敬中欣赏他的笔头，于是那份编号为“黄雀”的潜入计划最终落在他肩头。所谓黄雀，是要在延安打下一颗钉子，静待国共谈判破裂时发挥作用。
李涯离开临澧之前，只获得短短半月“加餐”：夜战射击、伪装换装、口语纠正。训练册首页赫然写着八个字——“枪在手，人无形”。然而，计划之外的变数从不循规蹈矩。到达陕北后，他没想到第一道难关竟是“同学”余则成。这位出身北平高师的旧识，已悄悄在另一面旗帜下服役，两人一次不经意的合影最终成为导火索。
延河水潺潺，照片却被截入军统本部的卷宗。保密局刚刚挂牌，内部人心浮动，李涯的背景没人再愿担保。一纸电报把他抽回天津，头衔换成行动队长，名义上提拔，实则放在暗礁遍布的冷海。资源被卡、同僚掣肘，他才体会到没有后台的特工有多脆弱。天津租界的冷雾里，他常想起临澧山谷的雨声，那时的枪口还热着，而前途似乎清晰得多。
同一时期，上海英租界一场募捐酒会上，另一位主角闪亮登场。梅湘云——人人习惯叫她梅姐，北洋督军的长女、现任沪站站长夫人，五十五岁的她衣料考究、走路带风。听见马奎夫人阴阳怪气，她只轻描淡写地回一句上海闲话，刺得对方瞬间语塞。没人敢小觑这位夫人：军统在江南的经费、交通行辙乃至退路，多半折射着她账簿里的红蓝数字。
在男权森严的情报世界，梅姐的权势另辟蹊径。她既能在舞会厅以一句“侬格礼服真洋气”勾住洋行老板的笑意，也能在后巷手持两支盒子炮，护送一箱黄金安全转场。有人曾揶揄她是“账房先生兼打手”，她却只是抬抬眉毛：“银子不到位，情报再多也换不来一粒子弹。”不得不说，这话在遍地动员、弹药奇缺的年代里，比任何口号都直白。
权力的天平从不因个人技巧而长久倾斜。1946年8月的山雨夜，戴笠座机失事，军统楼宇顷刻失柱。毛人凤迅速接管，先清账，再清人。沈醉被“外放”云南，名义升迁实则监视，他拎着未拆封的调令走出南京大本营时，没有回头。吴敬中眼见风向突变，只得草草交权，随后循私门辗转香港。梅姐的账簿却没断，她深知现金是比信任更牢固的保险箱。
此后一年多，李涯驻守的天津站险情频起。上峰让他“自谋生路”，他仍固守“黄雀”残稿，试图弥补昔日裂缝。一次追捕中，他被迫跃上法租界一栋旧楼天台。夜色与霓虹交织，他回首望见地下杂乱的人群与汽车灯，那一刻或许终于意识到，所谓潜伏，不过是所有人都把自己当作靶子的另一种说法。失足坠落时，枪声未响，一切戛然而止。
军统档案在多年后被整理时，李涯的名字只占寥寥数行，结论一句“因公殉职”，空洞得像例行公文。相比之下，吴敬中在台北写回忆录，以冷静文笔叙旧事；梅姐则继续周旋于侨商与旧部之间，账薄换了封面，数字依旧滚烫。沈醉最晚回到大陆，在昆明寓所里默默编书，把当年那本训练手册拆散、誊写、再装订，只去了掉了八个大字——他说，规矩早被时代改写。
情报战场消散于尘，山谷里的弹壳早被雨水掩埋。可若有人在深夜经过旧操场，还能隐约听见回声：一阵短促的枪响，两声训斥，一句掺着泥土气息的“明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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